故事的问题核心在于，“只是一个耳光？至于吗？” 事实上，家庭关系中偷换概念、以大掩小的霸权行为确实不在少数，父权制习惯于定义女性身份、女性义务、女性劳动准则甚至生存时间，似乎足够细化就足够容易掌控。然而家庭的行为却不断泛化，变成了伪道德感的附庸。在女性世界中，家庭是大事，个人是小事，鲜明的等级制度将女人与家庭二元对立，很显然，当“她”想出走时，对抗的远不止一个男人，是整个家庭、家族、社群、社会的大他者。事件发生后，丈夫的身份可以完全置身事外对妻子讲道理，以惺惺作态的理性为自己占据道德的制高点，谈论伪事实，重新掌控话语规则的主导地位，婚姻对这位丈夫来说始终是政治性的战场。让我们再回到这个问题，一个耳光至于吗？那不是耳光，是人类自我允许生成的罪恶，是一方轻而易举抬手却压倒一切生存平等的五指山